过去18年里，除了3年以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高级管理层一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名中国官员与美国任命的行长——目前是金墉(Jim Yong Kim)——并肩担任高职，充当与北京方面保持联系的关键环节，并代表一个在世行内部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发言。
然而，随着其在世行的最高官员在今年底卸任，中国可能失去世行高层的这个职位，给北京方面同世行及其姊妹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越来越敏感的关系带来又一个潜在的刺激因素。
蔡金勇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高盛(Goldman Sachs)前银行家蔡金勇(Jin-Yong Cai，见右图)将把其执掌世行私营部门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的四年任期缩短一年，提前卸任。世行把这件事描述为正常流动的结果。内部人士表示，这位交易撮合高手多年来一直表示有意重返比较自由自在的私营行业。
令蔡金勇卸任的政治复杂化的是，此举发生在一部分股东流露对他不满的背景下，这些股东称，他与北京方面走得太近，而且推动世行与中国企业做了太多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具有争议。今年6月，世行董事会批准了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的3亿美元股权投资，但其25名投票成员中有9名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股东）投了弃权票以示抗议。
但分析师们表示，蔡金勇的卸任以及由一名欧洲人——来自法国的菲利普o勒奥鲁(Philippe Le Houérou)接替，只可能增添北京方面的受挫感。欧洲和美国长期把持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中国认为，无论是作为股东还是从这些机构的员工和管理层构成看，它都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代表。
“对于（中国领导层），失去这样一个高级职位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美国前财政部官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表示。“他们一直都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人跻身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最高层。”
中国对世行和IMF治理方式的不满——尤其是美国国会阻碍本来将给予中国在IMF更大发言权的2010年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决定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其他潜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机构。但中国并未就此止步。
据官方媒体报道，在上月举行的一个高官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抨击了他所称的“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IMF和世行。
作为回应，无论是世行的金墉和IMF的克里斯蒂娜o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都一直在个人和机构层面努力打造与北京方面的关系。尤其是拉加德推动IMF各部门增加招聘中国公民。
“我对中国同IMF之间的伟大合作非常自豪，”拉加德去年在北京告诉学生们。她介绍了IMF现有高级中国籍职员的“深厚才华”，以及招募更多年轻和职业生涯中段的中国经济学家到IMF工作的努力。
“我鼓励在座的各位考虑加入我们，”她补充说。
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但在两家布雷顿森林机构工作的中国人数量相对仍然较少。
根据世行的数据，截至10月底其全球受薪员工中有447名中国公民。这相当于该机构15652名员工的2.8%，比5年前持中国护照的员工占2.6%略有改善。而在IMF，今年其大约2400名全球员工中只有146人是中国人，占约6%。
负责提高员工多样性的世行官员艾利森o凯夫(Alison Cave)表示，该行侧重于招聘像中国人这样“代表不足的国民”。
她介绍说，过去10年里世行已成功地把此类员工的绝对数量增加了13.7%。“但是，他们仍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译者/和风
责任编辑：news1 来自：财经导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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