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以来，各地反映企业资金链、互保链断裂导致民企业主“跑路”事件持续频发，对区域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主不断“跑路”?如何避免类似事件一再发生?《经济参考报》记者回访2011年温州“跑路潮”中的多名影响较大的“跑路回归”企业主后发现，企业主“跑路”的直接诱因是当时不知该如何处置突如其来的巨额债务挤兑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感，“无知”、“无策”、“恐惧”是三个关键因素。
企业主建议，社会舆论要广泛宣传如何化解债务危机的办法，政府、银行、民间债权人和企业亟须创建四方信息沟通机制、搭建债务处置平台，让企业主先解“心结”，再解“债结”，引导风险企业走出困境，不至于因企业主习惯于“人间蒸发”而给当前的经济环境留下更多隐患。
“无法还清债务的压力让我几次想死”
“那时候整天胡思乱想，不知道怎样还钱，也不知道债主们会怎么对付我，内心充满极大的恐惧。我真的被逼疯了，好几次都想去跳楼。”
记者三年跟踪调研发现，大多数民企业主是因资金链、互保链风险爆发，债务无法及时偿还而导致“跑路”。回顾他们“跑路”的心路历程，“无知”、“无策”、“恐惧”是三个关键因素。
近日，记者在温州市独家采访了3年前“跑路”美国、后被劝导回归的民营企业主胡福林，深入了解到其“跑路”的真情。2011年9月21日，身背20亿元巨债的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债务突然隐身出走美国，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跑路潮”标志性事件。
胡福林坦诚相告，自己有绿卡，在美国有不少朋友，一些人出主意叫他“走为上”。
“那时候心里有一颗‘苦毒’的结，不知怎么解开”。胡福林说，“当时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债主坐在我办公室逼债，待到凌晨两三点钟都不肯走，我实在受不了。银行又骗我，把一笔好不容易从民间借来的几千万元转贷‘过桥’资金给收了。我束手无策陷入绝境，人快崩溃了，只好迅速脱身。”
而此前的10几天，浙江奥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孙福财安排公司300多名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然后趁机“金蝉脱壳”。当时他共欠银行和民间借贷2.6亿多元。
孙福财回忆说，“当年公司发展很快，而当时银行利息很高，放贷速度又很慢。我们想快速上马扩建二期工程，就开始走民间借贷。我们一开始也是临时借钱，后来明白这是吸血鬼，沾上了就甩不掉。本来公司盈利还好，但后来连利息也还不起。债权人来逼债，把公司设备都搬走了，我无路可走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跑路。”
“平时我抽一包烟，在上海躲债的时候每天都抽两三包。”孙福财说，“那时候整天胡思乱想，不知道怎样还钱，也不知道债主们会怎么对付我，内心充满极大的恐惧。我真的被逼疯了，好几次都想去跳楼。”
民企债务风险进入高发期
“这么多人来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忧虑，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出同样的问题?有些危机他们是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的，所以不少潜在风险未必被政府统计到。”
调研中，胡福林、孙福财及多位温州银行界人士预判：温州资金链、互保链风险已经充分暴露，未来形势不会更糟糕。但值得警惕的是，温州作为民营经济“风向标”，正反问题往往先行先显，其风险往往比别的地方先暴露，因此要注意其他地方的“双链风险”仍处于矛盾积蓄期，同时也是处置风险的最佳应对期，亟须加强关注。
首先，温州“双链风险”已基本浮出水面并有所遏制。近4年来，温州既发生几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无力偿债绝望跳楼自杀。胡福林从美国回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法院等部门协力支持信泰集团资产重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后，一方面保留集团旗下的“海豚”品牌眼镜恢复生产，一方面将新建的厂商两用房“退二进三”，借助“中国鞋都”产业优势，将之改造为总面积16万平方米、国际一流档次的鞋革综合市场。胡福林“绝处逢生”的案例给了不少遭遇危机企业主实实在在的信心。
从面上看，温州银政企积极联手，“双链风险”已基本浮出水面，金融风险有所遏制。该市全年银行贷款总额7200亿，已化解不良资金391亿元。温州银监分局统计显示，目前温州市重大风险担保圈有28个，涉及信贷金额507亿元，分别比年初下降了5个和111亿元。“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市场信心逐渐恢复，企稳态势显现。”温州银监分局局长助理梁剑锋说。
其次，温州周边“双链危机”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不容低估。去年以来，上海、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浙江省的绍兴、诸暨、杭州、萧山等地也出现多宗因企业欠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而陷入危机的事件。就当记者在胡福林办公室采访时，来自福建的三名民企业主正在“问计”胡福林处理债务良方。胡福林说，因为自己久病成医，有出走又回归应对危机的经验，这3年多来，不仅浙江多地经常有老板来找他咨询、讨教，连江苏、福建等省也时有老板找上门请他“指点迷津”。“这么多人来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忧虑，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出同样的问题?有些危机他们是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的，所以不少潜在风险未必被政府统计到。”
据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最新监测，上半年浙江全省共监测到出险企业761家，同比增加494家。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率1.96%，虽比5月末下降0.17个百分点，但比年初上升0.13个百分点，金融潜在风险不可低估。
化解债务危机须先解开“心结”
一些银行界人士进一步建议，虽然也有不少人没“跑路”，但他们对债务消极应对甚至转移资产逃避责任，对这些企业主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先化解企业主“心结”，再逐步解决债务问题。
在孙福财、胡福林等民营企业主看来，不少“跑路”事件源于对债务处理的无知、无策和恐惧，亟须各方畅通沟通渠道、共商解决办法;一些银行界人士进一步建议，虽然也有不少人没“跑路”，但他们对债务消极应对甚至转移资产逃避责任，对这些企业主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先化解企业主“心结”，再逐步解决债务问题。
一是政府牵头搭建多方沟通平台。“来我这里的老板应该对债务问题摊开来说，而有些话他们碍于面子、名声和惧怕后果而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结果越闷在心里越误事，甚至失去了解套的良机。”胡福林表示，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仍需未雨绸缪，提前搭建跨部门、多方联动的沟通平台，创造“敞开心扉”的环境和机制，先解决如何引导出险企业有路可找、有话愿说的问题。目前，温州、杭州、绍兴等地成立了政府化解风险企业专门机构，但不少地方仍缺乏沟通机制。
二是化解和打击“两手硬”。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驻温州分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发现不少企业主采取转移资产、“改换门庭”等办法恶意逃废债，然后将已无资产的出险企业实施倒闭、破产，导致银行吞吃死债、烂债苦果。“面对这些恶意行为，银行很难阻止，只有依靠政府和公安等部门严加监管、打击，否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欠了银行债务的老板们换个公司照样过得很潇洒。”
三是积极发挥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促使危机企业了解政策，树立信心，杜绝跑路蔓延。相关人士认为，企业主“跑路”问题，既有个体风险控制能力低、诚信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舆论环境不良等客观原因。“有些本来资质差的企业老板跑路，舆论一哄而上夸大处置难度和风险，导致其他出险企业对解决问题没有信心”，胡福林说，相关部门应该构建良好舆论环境，引导、鼓励企业主把困难摊开来寻求社会各方共同妥善解决，而不是施加更多负面压力否定他们，导致“结”终成“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