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第4期封面 生命的身体
文化的身体
经济的身体
心为形役，形也为心役。
身体从来不只属于自己，它被时代风潮深刻影响，分解为生命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和经济的身体。
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身体使用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时代，身体受过苦、享过福，也被规定过用法、重新定义过胖瘦尺度和美丑标准。在当代，我们更体验到科技对人的解放和它对身体的禁锢。在此，我们梳理了总是被权力、法律乃至道德束缚着的身体使用史，并采访了养生、减肥、行为艺术、性用品产业、心理咨询等诸多领域的个案，呈现当代国人的身体使用现状。
正如心灵在行动中高举，身体也在使用中发光。
身体，从未属于自己
文/唐元鹏
企图支配身体的自由意志，总是被权力、法律乃至道德束缚着，绳子永远都在，从未解开。
从1951年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每天上午10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数的高音喇叭会同时响起激昂的旋律。各级学校，机关厂矿，甚至边远乡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走到空旷的地方，伴随着音乐节奏，“一二三四”做起广播体操。很少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由几亿人参加，数十年如一日，以集体主义名义对中国人身体的占用。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主宰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每日不断的广播体操，正是权力对身体干预的典型状态。
从古到今，人类从来没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在古代，医疗水平低下，随心所欲使用身体，危险度高，任何一个小伤口都可能使人丧命——因为没有抗生素。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的支配已经上升到孝的高度。
现代社会，人类终于可以放纵自己，把身体或置身于野蛮的荒原，或潜入清澈的海水，或攀缘于险峻的山壁，或用性为身体获得高度的愉悦。这是人类自由意志给身体的松绑。
但福柯却简单地戳穿了这种自由，企图支配身体的自由意志，总是被权力、法律乃至道德束缚着，绳子永远都在，从未解开。
身体被摧残的历史
在过往所有时代，人的身体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抵押”，作为被权力或者国家强制力控制的抵押。如果人突破常规的社会框架，如触犯权力，违反法律，那么抵押的身体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所有时代，无论中外，人类都曾面临肉刑，以失去身体器官为惩罚的酷刑，由于产生的恐怖效果，一直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惩罚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
有过幽闭——对女犯施行的宫刑，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
有过椓刑——将女性耻骨击碎(击打致耻骨骨折)。由於耻骨骨折，故而此处无法被触碰，以达到禁淫的目的。
也有刖刑——将膝盖卸掉(另有一说是斩掉膝盖以下腿部)，人便只能瘫坐在床，无法动弹。
比较轻的还有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等等，汉族的肉刑还是比较局限于对性器官的残害。在西藏布达拉宫里，经常会有控诉封建农奴制的展览，里面包括了挖眼、抽筋、割舌、砍手、剁脚等等对身体最残酷的伤害。
但即使在古代，野蛮的肉刑也会遭遇反对。汉文帝下诏宣布废除肉刑，皇帝觉得即使有这么残酷的刑罚，人仍难免犯罪，这说明是教化的问题而非刑罚不够。于是把肉刑改为笞刑，即打板子。不过肉刑到底有没有全部废除还很难说，写出《史记》的司马迁便是遭受了“宫刑”的人，而他受刑时是在汉武帝年间。
身体作为“抵押品”与权力、法律的碰撞中从来都是弱者，到了现代虽然绝对的身体残害没有了，但失去自由的坐牢，则是惩罚身体的现代方式，痛苦从肉体转化为精神。
在人类历史中，即使没有权力和法律带来的残害，也有各种各样特殊原因造成的残害。比如在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宦官制度，为了保证皇帝的血统纯洁，要把人阉割掉，再使其伺候皇帝，这种主动的有目的的阉割，比宫刑更进一步。而太监也成为历史中大反派之一，宦官的变态皆从对身体的残害开始。
人们曾经认为缠足仅仅是一种关于色情的发明，最早来自艺术家皇帝李煜的变态爱好。费正清说：“使女孩子们痛苦地终生致残，只为着吸引可心的丈夫，而这些丈夫不过迷恋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神话。”
但换个角度想想，这种缠足的陋习，却从生理上限制了女性的移动，在无法远足以及从事某些复杂性工作时，女性只能愈加从属于男性。元代伊世珍的《琅环记》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
纵然古代把缠足描绘成“步步生莲”般美丽，但如果看到真正的小脚，具有现代审美观的人仍然无法把缠足与美联系起来。
以上种种对身体的残害早已消失在历史之中，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身体残害以宗教或风俗存在着。比如割礼，非洲或者印尼等地方对女性生殖器进行的割礼，以残酷血腥的名声依然存在于21世纪。
在21世纪，文明和法律已经扼杀了绝大部分对身体的残害。但仍有一些恶存在于阴影之中，如东莞曝光的“丐帮”事件，某种程度上，丐帮“制造”乞讨残疾儿童，是比古代肉刑更恶劣的行为，但经济利益会驱使某些人选择兽性。
身高是由文明决定的
身体从来都没有真正属于过自己，它的起起落落有时候也是文明演变的的象征。
单从身体的特征而言，罗圈腿可以由多种文化产生，以前那些马背上的民族便因为骑马而造成罗圈腿人群。但对于蒙古族而言，罗圈腿并不丑，反而是英武剽悍的象征。
除了骑马，据说踢球也会造成罗圈腿，在足坛历史上曾出现过加林查、罗伯特·卡洛斯、范佩西等罗圈腿球星。
还有一个罗圈腿高发症候群是日本人，日本男人跪坐时双膝分开，身体的重量落在两条小腿上而容易造成罗圈腿。而恰好日本人的足球已经称霸亚洲，罗圈腿与足球被日本人扯上了关系。不过日本女人恰恰相反，和服狭窄的裙筒导致女性跪坐时双膝并拢，双脚分开，这便容易形成内八字。
说起日本，一个固有的观念正被逐渐扭转，就是日本人的身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小日本”成为对该国人口身高的固有观念。
但在明治维新以来一个半世纪，日本人平均身高却达到170.7厘米(据1993年统计)，增幅超过14厘米，增长率几乎和高头大马的北欧人一样。而据2000年统计数据，中国成人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9.7厘米。
日本人身高变化的研究很多，总的来看，从明治时期，日本开始给穷困孩子提供营养午餐并逐渐扩展开来。1954年，日本国会通过《学校给食法》，1975年日本小学的配餐供给率即达到93%。除了营养午餐，还有牛奶，从1964年开始，学生牛奶从奶粉换成了国产鲜奶。
从1950年到1985年，日本国民每日人均钙质摄取量从270mg增到553mg，动物性蛋白摄取量从17g增到40.1g，而乳制品摄取量从11.7g到116.7g，翻了十倍。
身高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在日本的例子里，答案似乎由食物与营养给出。
但在另一个地方，朝鲜半岛，身高的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参军身高要求从2008年的150厘米，降到了2012年的142厘米。
而作为兄弟的韩国人入伍的身高最低标准不见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韩国男人的平均身高在中日韩三国中是最高的，达到1米74。
同样的气候地理条件，同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体状况。你可以说，这是因为食物与营养造成的区别。但从1950年那场战争造成的南北分野来看，这又是文明造成的，一个封闭的朝鲜;一个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韩国。
身体被权力支配的历史
在国共斗争的历史中，曾有一条对共产党重要的指控——“共产共妻”，这在当时使人们对共产党产生了广泛的恐惧与误解。那么这种传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追根溯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谈到过“公妻制”：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如果仅仅是理论的，或许不会引起太多误会，但在俄罗斯十月革命时，却真有这样的故事：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最后，赫瓦多夫因发布这个告示被苏维埃抓住，“共产共妻”在俄罗斯仅仅是谣言而已。但一度被推崇备至的太平天国起义，男女之间的身体行为却被天国严密控制。
《天条书》第七天条要求：“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谁敢触犯这条规矩，那就砍头点天灯，有死无生。夫妻“只准月晦日同宿”。晦日，即每月最后一天。
当然对于天王以及其他领袖来说，这不成问题，天王自己有88个老婆，东王西王各有13个老婆，其他王爷都有6个老婆。
太平天国把性严控起来，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反而成为其愚昧、邪恶的明证。
对生殖的控制不仅太平天国有，到了现代社会仍然不乏其国。罗马尼亚在上世纪曾经以鼓励生育为名，严厉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生殖。
对于罗马尼亚的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来说，人是这个国家的资源和财产，他认为罗马尼亚2300万人口不足以让这个国家强大。为了在2000年实现3000万的人口目标，一项强制生育的国家计划出台了。
在这个国家，离婚是被禁止的，每对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要缴纳罚金，那些堕胎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妇女的月经期受到严格的检查和盘问，国家会派出执法者到全国各处监视避孕妇女和堕胎手术。这些人被称为“月经警察”。
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妇女婴儿遭受极大的灾难，地下流产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攀升，医疗资源无法应对大量的新生婴儿，生育政策推出的头一年，婴儿死亡率增长了145.6%。最终，始作俑者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在一场革命中被乱枪打死。
而在地球另一端，中国却采取了与之相反的政策，这里的生育政策是不让人们多生。
更解放还是更束缚——网络时代的身体
在电影《天煞地球反击战》中，外星人变成了大脑袋，手脚退化成小细棍的生物。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似乎想暗示，这是未来人类进化的方向，也是网络时代的谶语。
有人认为1997年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可能要更早一些。从此，人类无法抗拒地投入到这张大网之中。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越来越体现出它的本质，比如宅、懒人经济、数码生存等等。身体越来越被禁锢在电脑面前，人们只要通过鼠标和键盘，就能完成生活的基本需求。
如今，手机互联的概念更将人类与网络的关系进行了无缝连接，上班在家可用电脑上网，出门在外则用手机。于是低头族、拇指族等特殊人群应运而生。网络重新给身体分配了任务，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改变了人类的行为。
但网络已经对身体带来新的损害，《大众医学》杂志曾与医院合作进行了一项针对颈椎病的调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高发年龄平均在55岁;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年龄下降到了49岁;而现在，颈椎病住院病人的高发年龄只有39岁左右了。调查发现，30岁以下的门诊患者，其比例比30—39岁人群还高出2.5%，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在步入颈椎病患者行列。
人类经过几千年不懈的奋斗，自由意志对身体的控制越来越强。但不幸地，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在网络面前，人类无法抵挡，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网笼罩，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