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子女送出国门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原本无可非议，不能说三道四的。与此同时，官员作为公民群体的一份子，这项权利并没有被法律所剥夺。毫无疑问，在各项制度设计完整且能够发挥必要作用的地方，官员的这项权利自然不会成为公众揪住不放的短板。但是，就因为制度不完善或者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运行还没有在完全置于阳光之下，公众对官员行使权力缺乏信任，自然也就对官员送子女出国的举动疑虑重重。
公众的疑虑并非无根之木、无中生有。贪官之所以能腐败敛财后卷款外逃，主要是因为监管部门对其家庭财产情况不明，对其家庭成员情况也不清。“裸官”便成为腐败者刺痛公众神经的又一利刺。之所以刺痛公众，原因在于“裸官”与腐败之间割裂不断的关系，一些腐败官员将妻儿子女放到国外，一旦在国内事情败露立刻转移腐败资产，逃到国外，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如果有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很容易将之与腐败的“裸官”联系起来。
藏不着、躲不了，防腐防逃自然就显功效。台盟中央建议，应当建立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此外，要尽快建立健全以财产申报为主要内容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该制度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应当包括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身在境外、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方面内容。
即便如此，公众依然对“裸官”警惕异常，对送子女出国的官员另眼相看，相关政策依然无法改变公众的疑虑。因为到目前为止，官员公示财产依然只是一项议程，而非已经落到实处的制度。对于官员财产公示，公众急切期盼，但公职人员却抵触颇多。觉得自己拥有隐私权，财产不能随意公布。事实上，官员财产公示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有无权力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有决心以及是否有勇气接受公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