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关于讨薪的话题总是充斥于各大媒体版面。过去见诸报端的大多是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近期关于教师群体讨薪的报道又骤然多了起来。弱势群体漫漫讨薪之路曲折艰辛，个中辛酸则只有局中人自知。
十余年来，广大农民工仍然处于欠薪—讨薪—欠薪的一种生存常态。事实上，走在曲折讨薪路上的又何止农民工、教师，少数企业职工也都遇到过讨薪的无赖事。温总理纵然不可能为每一位群众都去讨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破解讨薪难，尽快走出这种常态。
按照现行体制，职工正常追索劳动报酬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新华网《农民工讨薪难，何日不再提？》一文中讲到农民工讨薪的案例，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虽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这并没有包括为了讨薪而不得不付出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
无论是农民工、教师还是企业职工，讨薪难最根本的原因，一是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低，二是法治体系不完善，三是政府监管不到位。要走出长期以来的讨薪怪圈，唯一正确的方向是向法治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农民工和广大职工合法利益，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完善对常态化监管的制度建设，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管，走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治化的新常态。
